晉商，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晉商也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建筑遺產，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曹家三多堂、王家大院等等。明清晉商人利潤的封建化，主要表現在捐輸助餉、購置土地、高利貸資本等方面。晉商發展到清代，已成為國內勢力最雄厚的商幫。世界經濟史學界把他們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論，給予很高的評價。
路線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流傳著“山西人善于經商、善于理財”的佳話。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早在春秋時期，晉國為了運銷他國的剩余產品，曾采取“輕關、易運、通商、寬農”等政策，以至晉南絳邑富商“其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國語·晉語四》：“輕關易道，通商寬農。”韋昭注：“輕關，輕其稅。易道，除盜賊。”春秋戰國時期，晉國重視經商，實行“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的有力政策推動貿易發展，這是晉商發展的起源。到明代已在全國聞名。清代初期，借著前期對后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友好關系，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顧的山西商人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梢哉f，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臺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
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亳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著名的貴州茅臺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后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商業文化
晉商大院
其實，那些顯赫一時的晉商家族當年無一不在不遺余力的為自己也為子孫后代營建一個歸宿，但不是所有的晉商大院都能夠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雖然依舊能夠找尋，但頹垣殘壁之間，早已難覓當年的風采，譬如祁縣的何家大院、磧口西灣陳氏民居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有關部門先后修復開放了五座晉大院，雖然這些力求恢復原貌的修復工程并不能完全還原舊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遺憾，但今天的人們終于可以最直觀去感受晉商文化。這五座晉商大院分別是：祁縣喬家堡村的喬家大院、祁縣縣城的渠家大院、長治西白兔鄉中村的申家大院、靈石靜升鎮的王家大院、榆次東陽鎮車輞村的常家莊園。 晉西南丁村民居、晉東南皇城相府、晉北閻錫山故居等山西民宅各具特色，馳名中外，亦可籠統稱之為大院，然宅主不具那個時代的晉商明顯的特征，故不贅述。
山西會館
走近晉商，晉商大院是一個途徑，不過那是晉商個體的家；遍布全國各地的山西會館才是晉商商業帝國的真正見證，這些山西會館才是晉商的商業奇跡成就的根本基石。據專家考證，從1656年到1888年，晉商建在全國各地的山西會館有500余座之多。晉商正是以這些會館為依托，拜關公、崇忠義，團結鄉人聯合發展，締造了晉商商業帝國。如今，保護相對完好的晉商會館尚存世50余座，其中大多數已成為國家級重點保護文物。如北京陽平會館、三家店山西會館、河南開封山陜甘會館、江蘇蘇州全晉會館、山東聊城山陜會館、河南社旗山陜會館、江蘇徐州山西會館、甘肅天水山陜會館、內蒙古多倫山西會館等等。
會館是同鄉人在異地建立的一種社會組織。有人說：中國最早的會館可上溯到明朝永樂年間。最初的會館，主要為客籍異地鄉人的聚會場所。山西人在異地建立會館，最早的始于明朝隆萬時代。
據《藤蔭雜記》卷六《東城》載：“尚書賈公，治第崇文門外東偏，作客舍以館曲沃之人，回喬山書院，又割宅南為三晉會館，且先于都第有燕勞之館，慈仁寺有餞別之亭。此賈公為賈仁元，字西池，山西萬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戍政，克經筵官。賈氏任京官時宅第在崇文門外，曾辟宅南為三晉會館。當時的會館規模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晉籍士人聚會場所。明代實施開中法以來，晉商以“極臨邊境”地理優勢，捷足先登，漸成為明代最有勢力的商人群體。京師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晉商為活動方便而設會館于京師。
《晉冀會館碑記》記述了原初設會館之起因：“歷來服官者、貿易者、往來奔走者不知凡幾，而會館之設，顧獨缺焉?！m向來積有公會，而祀神究無專祠，且朔望吉旦群聚類處，不可無以聯其情而冷其意也。議于布巷之東蔣家胡同，購得房院一所，悉毀而更新之，以為邑人會館”（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晉商會館創始最早年代，約明中后期。山西平遙顏料商建立的顏料會館，清乾隆六年《建修戲臺罩棚碑記》稱“我行先輩，立業都門，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長，自明代以至國朝百有余年矣”。按清乾隆六年（1741）上溯百有余年，當為明代萬歷后期天啟初年。又《臨襄館山右館財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記碑》載：“吾鄉自前明，即有山右會館。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臨汾東館記》載：“臨汾為山右平陽首邑，其立館于京師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見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碑刻選編》）。可見，晉商至遲在明代中后期已在北京設立會館了。
入清以后，晉商設立的會館有了蓬勃發展，大體上前后在京師設會館有40處以上，與此同時，在國內名商埠集鎮也先后設立了晉商會館。這些會館的設立，首先與當地商業、經濟的發展與交通有著很大關系。以河南南陽賒旗鎮山陜會館為例來說，這里在明代尚是裕州（今方城縣）興隆店，也就是一個過路小店。在明代的河南地圖上還無“賒旗店”。在清代的河南圖幅上，才標出賒旗店。也就是從清代，賒旗鎮才有所發展。原來賒旗店地處漢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趙二水環繞如帶，由鎮東北與西南流過，后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繼續南流入湖北襄陽（今襄樊），最終匯入漢水，直通漢口；而北經萬城、平頂山，可直達洛陽、開封，于是清代的賒旗店逐漸成為一個四通八達的水陸要沖，為兩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陜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云貴驛道的中間站，于是山陜等省商人紛紛到此建房設店，流寓定居，使賒旗舟楫車馬，熱鬧非凡。糧食、棉花、食鹽、布匹、煤炭、竹木、茶葉、桐油、生漆、藥材、曲酒等各種物資匯集此鎮貿易、儲存、轉運，形成一個物資貿易中心。
當時僅從事南北貨物過往成交的過載行就有48家，故有“拉不完的賒旗店，填不滿的北舞渡（位于賒旗鎮東北的一個水運碼頭）”之說，賒旗店迅速發展為“北走汴路，南船北馬，總集百貨”的繁華巨鎮。而在賒旗店最活躍、最有勢力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他們最早來到賒旗店從事茶葉、綢緞、刺繡、木材、食鹽、布匹等商品的南北轉運，其中茶葉為晉商經營的最大宗商品。請人衷干《茶市雜詠》載：“清初茶葉均系西客經營，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此處“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就是指由江西河口（今鉛山縣）運至河南賒旗店，再由此北運關外。山西茶商采買福建武夷山或湖南、湖北等地茶葉后，由水陸兩路運抵漢口，由漢水至襄陽，轉唐河北上達賒旗店，再改陸路，由馬匹馱運北上過平頂山、洛陽，渡黃河，入山西，經晉城、長治、祁縣，到太原、大同，再經張家口或歸化（呼和浩特），用駱駝，穿越戈壁沙漠，運至庫倫（烏蘭巴托）、恰克圖與俄蒙商進行貿易。賒旗店正是這條“茶葉商路”上的一個重要中轉站。于是，山西商人為了適應貿易的需要，首先在賒旗店創建了晉商會館。由上可見，晉商會館在各城鎮商埠的建立，是經商活動的需要。
隨著經商活動的擴展，會館的建立又有所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晉商除在京師設立了許多會館外，又先后在天津、山東聊城、館陶恩縣、東阿、濟南、上海、江蘇揚州、江蘇南京、江蘇蘇州、江蘇盛澤大館圩、江蘇盛澤西楊圩、江蘇鎮江、湖北漢口、湖北鍾祥、湖北當陽、湖北鄖西、湖北隨州、湖北江陵、湖北公安、湖北沙市、浙江杭州、河南浙川、河南舜陽、河南洛陽、河南開封、河南賒旗、廣東佛山、廣東廣州、湖南長沙、湖南湘潭、廣西南寧、青海西寧、新疆巴里坤、安徽蕪湖、安徽渦陽、吉林、沈陽、重慶、四川成都、四川灌縣、福建福州、內蒙多倫諾爾等地設有會館，清代晉商會館幾乎遍布全國各行省、商埠。
晉商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們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協餉供應的工具；
二是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系；
三是利潤的封建化。
所謂山西商人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軍協餉供應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鹽商、洋銅商等。如開中法的實行，就是明政府為北方邊鎮軍隊籌集軍餉，實行由商人提供邊鎮軍隊糧、布餉需，換取鹽引，到指定鹽場支鹽和販運鹽斤。明政府通過這一辦法的實施，既解決了北方邊鎮軍餉，又收到了鹽稅，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興起。
入清后，清政府則把山西視作“商賈之途”，是“財賦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為鞏固其政權所進行的平定三藩之亂、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平定大小金川叛亂，及在鎮壓川楚陜白蓮教大起義、太平天國、捻軍起義等的軍事行動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財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資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為內務府來辦宮廷用品外，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又為清政府運送軍糧，建立了功勛。當清廷制錢用銅奇缺時，范氏又作為最大的洋銅商，往返于東土與東瀛間。
山西票號創立后，山西商人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餉、籌借匯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發生，西太后、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時，又由山西商人借銀40萬兩，以解皇室經濟開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改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谷，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次年，西太后、光緒帝由陜返京，仍由山西票號繼辦“回鑾差款”匯兌。所以有人說：“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系，表現形式很多，如明代揚州鹽商，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正是山西商人與政府有著特殊關系，政府優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之明證。入清后，借著前期對后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優勢更加強大，徽商為了爭取上風，不得不采取交際方式籠絡政府官員。（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內在超越之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與清政府達到了如膠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號來說，他們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號便利用其關系代為運動，放任外官。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以后便成為與票號有著特殊關系的官員。
山西票號還為一些人代辦代墊捐納官職。咸豐時，清政府為籌集軍餉，大
開捐納鬻官之門，規定文官可至道臺，武官可至游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和虛銜。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對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更多趣聞?！诰┑膸讉€大的票莊，拉攏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碼頭，不啻為督撫的司庫。”最著名者，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升昌交結歷任粵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據說張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官位。為了訂通關節，張曾拜訪日升昌票號，想借銀十萬兩，日升昌因數目大未能爽快答復。張又改去協同慶票號，該號經理早已派人打聽到張去日升昌之用意，對張的要求滿口允承，并聲稱：十萬銀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個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數字。張聞言大喜。而經理的打算是，既拉攏住張，又看張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銀也可隨機應變。
后來張放任兩廣總督，張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均交協同慶解交，協同慶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萬銀兩。山西票號還為封建官吏窩藏贓款。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在卸任還鄉時，將搜刮來的十萬兩贓銀，交蔚豐厚票號匯回重慶，每年支取一萬兩，十年交完，而不計利息。重瑤圃放棄利息，表面看來有些損失，實際上他是因為從數千里外運回重慶銀十萬兩，不僅運費浩大，而且有風險，贓銀一旦被人發覺或被御史彈劾，不但銀子保不住，本人也會身陷囹圄，甚至遭殺身之禍，但與票號勾結起來，采取匯兌辦法，則可保無虞。
山西票號利用其與封建官吏的交結，對擴大業務和謀取利潤帶來了好處。如各省解部款項，原來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戶部解款。但是手續繁雜，戶部財庫人員常常挑剔、刁難。山西票號卻不同，他們上結尚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關系甚廣，交款毫無阻擋。所以各省皆把通過山西票號解款，視為捷徑。山西票號解款，自庫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節也必贈款，年關時節，自舊歷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輛轎車，專門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票號交結王公大人也有講究，多請王公大人到名為“相公”的地方會面，這里酒席講究，招待殷勤，屋內布置精致、雅靜。他們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因為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見，山西商人極盡其交結封建官吏之能事，與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關系。
由此，晉商成為商人中最保守落后的一群代表，他們的全部商業行為也基本是靠著官商勾結、搞壟斷和特權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于投資或再生產，而是運回老家修宅買地。
山西商人雖然富有，但其資本投向產業卻是個別現象，而且多在清末初，并未出現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大趨勢，商業資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領域。其原因，主要是當時產業利潤低、商業利潤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去向，因資料短缺，無具體數量統計。不過，明人宋應星《野議·鹽政議》略有記載，《野議·鹽政議》稱： 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歷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妄費，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梁、樓宇，當余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螒侵v得是明朝萬歷時，秦、晉及徽鹽商在廣陵（揚州）獲利情況，即鹽商資本3000萬兩，每年可獲利 900萬兩，這些利潤用在輸帑（納國家稅銀）一百萬兩，無妄費（僧、道、丐、傭、橋梁、樓宇等）三百萬兩，各商肥家潤身五百萬兩。這就是說，明代山西、陜西和安徽鹽商，其利潤有40%以上用以課稅、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強封建勢力的各項事業中。入清以后，這種狀況又遠遠超過明代。
商業形式
駝幫
駝幫是晉商中以駱駝運輸為主從事貿易活動的重要商幫之一，他們主要經營的產品為茶葉。當時南來"煙酒糖布茶"，北來"牛羊駱駝馬"。晉商經營茶葉的獨到之處，就是運銷一條龍。
晉商在福建、兩湖、安徽、浙江、江蘇一帶購買茶山，同時收購上茶葉以后就地加工成磚茶，然后經陸路、水路兩條路線運往他的各個分號。晉商的茶葉主要銷往蒙古及俄國一帶。在銷往蒙古的時候要路過殺虎口。遺址在朔州的右玉縣，當時運銷茶葉非常艱險。
船幫
船幫出現在清代中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流通量猛增，但當時中國產銅量極低，僅靠云南一地產的滇銅遠遠滿足不了鑄幣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山西商人組織船幫對日貿易采辦洋銅。介休范家就是最為突出的代表。范毓賓時期，范家的商業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被人們稱為著名的"洋銅商"。晉商在利用"駝幫"、"船幫"經商的過程中，真可謂是"船幫乘風破浪，東渡扶桑，商幫駝鈴聲聲，傳播四方。"寫下了部部艱辛的創業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沒有只盯著洋銅和茶葉，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創舉是票號。
“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
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理叫雷履泰?！拔饔癯伞北本┓智f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京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只限于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并不收費。后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雷履泰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于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
以后，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于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其他山西商人也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
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鴉片戰爭后的十年內，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號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有35處，分布在全國23個城市，除專門經營匯兌業務外，還兼營存款、放款業務，并把匯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匯期，占用客戶的現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據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號已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兩，放款近70000兩。太平天國起義后，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